小時候，每次我和人吵架打架，最后鬧到老師那里，老師的處理往往是“各打五十大板”。如此處理的依據，則是來自一句百搭的經典名言：“一個巴掌拍不響。”
這樣的經歷，讓我對我國的這一系列俗語，都充滿了怨恨。
后來我卻慢慢發現，這種教育逐漸形成了我的一種思維習慣，而這種思維習慣竟然并不是一件壞事。
例如昨天我姐在狹窄的巷子里開車，一輛笨拙的電動車蹭了她的車門一下，停都不停就跑了。我姐下車就罵了那人兩句“蠢貨”，叫那人回來跟她理論。電動車自然沒聽話地回來，而我姐回到車上，雖然神情還是很憤怒，但是對我說的第一句話是：“我剛才是不是太兇了？其實車也沒怎么被他蹭壞，我這樣是不是過分了點？”
這么想想，也就沒什么好生氣的了。行車的巷子確實窄，加上下雨路滑，人家一輛小電動車本就行動艱難，何況人家最后也沒怎么蹭壞我們的車，我們又何必斤斤計較？
例如我前段時間一份錄取都沒收到，正在后悔自己沒申請保底學校、恐懼自己今年又沒書讀之際，我跟閨蜜出來喝茶。閨蜜如今事業愛情兩得意，言談間不無炫耀，更讓我覺得自己處處不行，心里很不是滋味。
回到家，我自己鉆牛角尖想了一陣子，忽然就豁然開朗起來。我對自己說：人家跟我講她的生活，未必是有意在炫耀；就算是在炫耀，這也是閨蜜間的一種信任。只是因為我自己最近諸事不順，所以才特別敏感，容易從別人的日常行為中解讀出惡意來。
這樣一想才覺得，我這種酸溜溜的心情，還真是有幾分小人之心。
上兩周，朋友圈里有一段香港反水客的視頻，流傳甚廣。我那些在香港讀書的朋友們，紛紛義憤填膺地轉發，說自己恨不得早點畢業回家，不愿待在這個對內地人充滿了惡意歧視的地方。
我說：“你這自我反省自我歸咎，也是有些過頭了吧？我旅游的時候，確實也看到很多中國游客不守規矩、大聲喧嘩、瘋狂搶購、亂扔垃圾，但這也不能成為那些暴徒們一竿子打死內地人的理由啊！凡事講道理，才是做人的基本素質啊。”
博妃說：“你這話沒錯啊。那你再想想，那些戴著口罩反水客的游行者，在生活中都是些什么人？媒體已經曝出來，他們基本都是些無業游民，甚至還有來自澳門的初中生。這些處事極端的人，根本不是香港的主流，我們當然不能根據他們的行為來對香港這整個地方下判斷。”
言之有理。
高聲叫罵，喊打喊殺，要死要活……終是不讀書之過。不管怎么說，我們也不該和這樣的人一般見識。
那些最害怕別人侵占了他們資源的人，往往是手中所掌握的財富與資源最少的人。
那些一味反對這個、憎恨那個的人，往往是教養受限、素質低下，永遠不懂積極思考和自我反省的人。
香港反水客的視頻一出，就如之前反對杜汶澤一樣，內地不少網友群情激奮，恨不得和暴徒們拼個你死我活。受教育程度高的人，就可以全盤分析這個問題，呼吁兩地人民互相理解尊重，不要被別有用心之輩挑撥離間。年紀稍長的人，便是無奈地嘆一口氣：“我知道他們是不對，可我們自己也的確有需要反省的地方啊。”
自我反省，自古就是知識分子慣有的一項品質。
春秋時的孔老夫子就喜歡說：老夫每天要自我反省三次，早飯吃了沒啊，午飯吃了沒啊，晚飯……不對，應該是：“為人謀而不忠乎？與朋友交而不信乎？傳不習乎？”
民國時的魯迅先生，寫過一篇后來被選入教科書的文章，叫做《一件小事》。文章說，魯迅有一天坐黃包車，車夫不小心蹭倒了一個老太太——放在當今社會，這簡直是一期驚心動魄的“今日說法”了啊。魯迅第一人稱的“我”，看到老太太沒怎么受傷，便催車夫趕緊走不用理會，哪知車夫根本不聽他的，自顧自扶著老太太往巡警分駐所去了。
魯迅是這樣描寫自己看到這一幕時的心情的：“我這時突然感到一種異樣的感覺，覺得他滿身灰塵的后影，剎時高大了，而且愈走愈大，須仰視才見。而且他對于我，漸漸的又幾乎變成一種威壓，甚而至于要榨出皮袍下面藏著的‘小’來。”
底層的勞動人民尊老愛幼有責任心，是高大全的英雄形象；上層社會的知識分子，自私自利缺乏愛心，便在勞動人民的光輝下，被“榨出了皮袍下的小”來。
這就是知識分子們慣有的自省精神的體現。
那個時代的文人，總是習慣性地對這個世界心存悲憫，他們喜歡描寫上層文人的猥瑣和丑惡，烘托出令他們同情的底層人民的淳樸善良。這樣的形象塑造，也成了后來改朝換代的重要思想依據。
又過了幾十年，當高大全的底層農民們成為了國家的主人，他們開始大肆掠奪地主們的財富，他們燒毀書籍搗毀古跡，他們讓知識分子們下跪認錯……他們一手打造出了中國最黑暗的十年。
我的導師周佩瑤老師，曾經在現代文學的課堂上這樣說道：“從《一件小事》開始，魯迅表現出了當時知識分子的一種新的思想，即不再用一種睥睨下愚的眼光看待底層人民，而是深入到他們之中，甚至向他們學習。盡管號稱最喜歡魯迅，并且給魯迅加了各種各樣的頭銜，但我們的太祖卻是最不理解魯迅的人。從五十年代到文革期間，魯迅被推崇到了最高的程度，但那也是最可悲的，因為他所有的思想全都被歪曲到了一個他最反感的方向。當知識分子匍匐在地上接受貧苦大眾的道德檢驗，這個世界已經變得荒謬了。”
有的人就是這樣——由于素質的限制，他們永遠都無法以一種善意的姿態來與這個世界相處。我們對他們的同情與悲憫，他們照單全收；我們的自我反省和自我鞭撻，他們深以為然；我們退一步，他們就會進一步；我們奉獻，他們就會掠奪；我們低頭，他們就會讓我們跪下；我們認為我們應該為他們爭取更好的生活，他們就真的認為我們是欠了他們的。
我們的牢騷，甚至不需要特意針對最近的香港反水客游行。之前也有過無數類似的例子：北京人不許外地人遷戶口，上海人不愿讓外地人平等找工作，甚至一些內陸二三線城市的居民，都會組團大肆欺凌那些外來人。
因為受教育不夠，所以會這樣的不善良，所以不愿意包容與分享。因為手中的資源少得可憐，所以反而更加生怕別人搶了他們的東西。
這些人沒有“一個巴掌拍不響”的思維模式，他們習慣性地把一切的損失歸咎于外界。在問題和沖突發生的時候，他們從來都沒有一絲一毫的自省精神。正因為自己生來就是loser，他們更加認定全世界都虧欠他們。
真正受到教化的人，在面臨損失和侵犯的時候，第一反應往往是：我是不是也有做得不妥的地方？我該如何從自己的方面改善這個問題？
只有真正有素質的人，才不會理直氣壯地把所有錯誤推給別人，才能一眼看到自己“皮袍下的小”。
這樣條件反射性的自我反省，的確顯得軟弱，的確顯得像圣母白蓮花，的確顯得有毛病。但這正是“我們”與“他們”之間，在人格上，最本質的區別。
當遇到任何令我們不愉快的事情的時候，盡管對方有錯，盡管我們受了委屈，但我們卻還能做到，堅持與自己對話，反省出自己的問題，厘清自己的心結——我想，這才是十幾年的教育所賦予我們的，最寶貴的東西。
作者：林探惜
